第四，人大调查权是强制性权力 调查权是国会贯彻其职权所必需的工具性权力，强制性的设计便成为确保调查权行使的必要手段，而该必要手段常常以惩处作为后盾。

彭真在公开的讲话中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多次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宪法的指导思想，并在上述1984年的国营工厂法调研中明确说，党的领导在宪法的序言里作了明确的肯定并贯穿于全文之中。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92] 项淳一：《关于学习宪法的几个问题》（上）。[77]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227页。不能说现在是‘信仰危机，但党的威信大大下降了。第二，它解决了宪法和法律不能规定或者不适宜规定的诸多重大问题。[72]在这次谈话中，他还说到了党在选举中的提名和人大任免权的关系问题：你有权提这个人，但大家??不赞成，怎么办？不赞成当然不通过，你能强迫我举手？[73]联系到1980年4月彭真在同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时，还讲了这样一些精彩之语：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但是，必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59] 从彭真的上述批注可以看出，他所考虑的党的领导应当有这些特点：第一，应当是路线、方针、政策性的领导。第二处表述是序言的第四段落：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事业的核心力量。基本义务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法律属性，亦不乏宪法属性。

[⑤] 参见释字第688号解释文。遵循义务法定，立法机关有权具体化基本义务的法律，但其权限受宪法限制。法院认为，宪法第8条授予国会征税权的目的仅限于为国库增加岁入，税收只是国家实现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童工税法则是为了处罚而对雇佣童工的企业施加税负，亦即该法以税收手段实现处罚目的，法院判定目的与手段之间不相称，童工税法违宪。1．自由主义与福利主义。

德国宪法法院对税收合宪性判断的裁决和推理包含了这一认识过程。惟基本义务具有宪法位阶，其自由主义内核又使其与基本权利干预（侵害）适用的法律形式保留具有差异，而是适用强化法律保留。

[②] 参见谢立斌：《宪法财产权对税收的规范：中德宪法比较研究》，载《税法理论与实务》，2009.6，第65页。基本义务是个人具备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前提下国家对公民的强制性要求，基本义务主体是公民并非私人，强调个人的公共属性，是作为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公的一面，而非私法上的个人。但是，此抵触不等于彼冲突，原因在于主体和规范形态的差异：其一，基本权利冲突发生在私主体之间，两个基本权利主体同时主张不同的基本权利，基本义务之抵触其他基本权利并非发生在私法关系中私主体之间。[20] 比较台湾地区与美国判例可以看出，美国直接适用比例原则审查审查国会税法，台湾地区只同意对授权行政机关规定的技术性和细节性适用比例原则，放宽了由法律规定的所谓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

强化法律保留在明确立法权受宪法限制的前提下，要求严格意义上的国会保留，以法律为之，禁止授权行政机关，原因在于基本义务的宪法位阶。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固然强制公民履行，但其于本质属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干预，故适用法律保留。[①]作者在2003年提出公民义务的宪法界限一词。多数意见认为，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免受审查，那些细节性与技术性部分属于单纯法律上的义务，须依比例原则审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联性，判断是否侵犯了基本权利。

合众国诉西格案（United States v．Seeger ）。由于当今多数国家兼顾个人与团体双重本位，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成为基本义务的两大理论源流。

结合我国目前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实践，明显不符合义务须由人民代表机关保留的法治原理。[11]参见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载《台大法律评论》第39卷第3期，2010年9月，第59页。

其三，具体化基本义务的法律，其核心决定部分，不构成基本权限制部分，不应予以审查。故而作为基本权利限制保留层级中的最高级，基本义务适用的法律保留不能等同于基本权利干预之法律保留，而是强化的法律保留。[⑥] 参见释字第688号解释文。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将认可特定信仰在个人生命中的地位，只要特定信仰类似于正统信仰所占有的地位，则这个人能得到处于良心而拒绝服兵役者的地位。法律保留又可分为简单法律保留和特殊法律保留。在1915年的布拉西伯诉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Brushaber v. Union Pacific Railroad）一案中，[③]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所得《税法》违反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构成对公民财产权的征收，且没有补偿。

越战时期，拒服兵役义务的法律不再被宣布为违宪。契约论既是纳税和兵役义务的古典哲学基础，也是否定公民不构成违宪主体有力的哲学阐释。

[④]以纳税义务为例，由于该义务属于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应在总体上考虑财产权的宪法内涵，故在对纳税义务法律的审查过程中，根据租税法律主义原则，多个判例确认应虑及税收义务是否违反第23条的比例原则、宪法平等原则，及其他基本权利。一是不得侵犯公民基本权利。

  结语：民主正当的唯一性 法律保留适用于基本义务法律合宪性审查的前提是认可由选民选派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为民主正当性的唯一基础，肯认宪法只赋予立法机关享有设定义务的权威。苏应钦在释字第688号理由书中认为，宪法明定基本义务的目的不在限制人民，刚好相反，基本义务的规定有其深刻的自由主义内涵，与基本权的规定可谓相辅相成。

其二，基本义务规范的强制性。基本权利限制之权利侵害，乃是基于公共利益和他人自由，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另参见United Stated v.Barby,312 U.S. 100(1941),Charles C. Steward Machine Co. v.Davis,301 U.S.548 (1937). [15] 390 U.S.39（1968)。吉勒特诉合众国案（Gillette v. United States ）。

由于当时基本权利总论研究处于起始阶段，基本权利限制、法律保留原则，乃至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等问题并未浮现出来，只是笼统地停留于认为基本义务有可能抵触其他基本权利，并未触及作为一个普遍性命题，即基本义务等同于基本权利限制及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二是法律形式保留并不排除授权行政机关干预基本权利。

从早期坚持基本义务不具有宪法界限，到其后接受基本义务是对基本权利的侵害，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予以审查，表明接受基本义务须受宪法限制的思想流变轨迹。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拒绝将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地位给予那些反对以场特定战争的人。

因此，法律保留理论在德国战后的发展并不能改变法律形式保留本身的含义，故一般意义的法律形式保留只适用于基本权利干预，不能适用于基本义务。[⑩]这只是一种法律形式保留，适用于基本权利干预，其只是确立了立法机关干预或侵害基本权利的绝对权威，于实质上并未排除两方面的缺憾：一是法律形式保留本身并无宪法界限，即立法者不受宪法约束。

强化法律保留的实质是在明确立法权受宪法限制的前提下，由唯一具有民主正当性的立法机关保留义务法律的制定权，义务设定须以法律形式作出，禁止授权行政机关为之。[20] 参见释字第688号解释文。易言之，加重法律保留虽然在规范形态上是宪法保留，但仅从形式上限定限制的主体和条件，而未涉及法律规范的实质内容，并不能完全排除授权行政机关限制基本权利，与具有宪法位阶的基本义务具有质的差异。我国台湾地区对基本义务法律的审查适用法律保留，认为既需要区分具体化基本义务的法律与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也需要承认具体化基本义务的法律接受宪法限制。

虽然童工税法案的观点已经废弃，但是，该案所使用的比例审查原则却具有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德国不承认税收义务具有宪法界限的原因，因为发端于德国的法律形式保留是魏玛宪法时期的产物。

  二、强化法律保留 作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强限制，基本义务适用法律保留在宪法裁判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但此处的法律保留是否等同于基本权利干预之法律保留，又须仔细甄别。所谓宪法位阶，是指基本义务在规范层级上具有相对于法律的优位性，与基本权利等值，具有约束国家的力量。

在美国童工税法的违宪判断中，法院的推理包含了这一内容。[⑥]这一方面是说，基本义务必须由法律予以设定，在任何情况下排除行政机关规定基本义务，另一方面是说，被规定为基本义务的行为，鉴于其仍然属于对基本权利的侵害，需保留一定的界限，服从限制须受限制的原则。